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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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2月，《彩色的中国：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》一书出版，本书历经2年的策划、选图、出版、审核、申请等过程，从80岁高龄的摄影家翁乃强数万张底片中精选出445张照片，配以老先生亲口讲述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来构成，时间跨度为1964—1995年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为迅速的时间截面。所有的关注点均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、工作，用生活细节呈现历史变迁。本组图片仅用于此次展出，不会另作它途，也不会有任何未经授权的重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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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翁乃强，中国著名摄影家、画家，“四月影会”重要成员，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奠基人。

       翁乃强祖籍福建龙岩，1936年7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爱国华侨的家庭。父亲翁福林曾开过照相馆、广告公司和电影公司。翁乃强酷爱美术，从12岁开始就向侨报《生活报》的摄影记者周昌平学习摄影。

      1964～1990年，翁乃强在《人民中国》日文版杂志社工作，先后任美术编辑、摄影记者、图片部主任、编委、主任记者、总编助理，发表了大量的摄影作品、插画，出版了很多摄影、美术画册。

      1980年，翁乃强先后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摄影家协会。1986年，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华侨摄影学会，并任副会长、荣誉高级会士。1990年，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。1996年，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世界华人摄影学会，任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。2003年退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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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岁高龄的翁乃强亲口讲述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     文/杨磊

      整理和挑选翁乃强的底片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就像一段段时空穿越之旅——翁乃强平静地打开藏在书柜、衣柜、底片柜、床下面的各种容器：400英尺胶片片盒、幻灯片整理箱、柯达散叶片片盒、乐凯的老相纸夹，将那些尘封多年的底片和照片摊在床上、地上、桌子上。旁边的缝纫机上放着落满灰尘的两台20世纪50年代德国产的徕兹放大机，旁观着这些重见天日的底片被摊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胶片的味道。
      翁乃强所为人熟知的作品，主要是20世纪60-7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，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时期拍摄的作品，这些作品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，直接记录那个历史事件的彩色影像。但事实上，这些精彩的摄影作品只占他的照片的很小比例，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。评价一位摄影师、分析一位摄影师的作品，仅仅靠发表的几张名作肯定是不够的，翁乃强如此坦诚直率，竟然开放了他的“底片库”，让编辑能够饱览几乎他的全部作品，这真的是难得贴近历史、贴近一位摄影家的机会。
      翁乃强是一位“时代的影像记录者”，这主要归功于三个因素。首先，他是从海外归国的华侨，父母都是电影人，从小就接触摄影，所以有一定的基础和客观记录的摄影观念，而且他自觉地、有意识地要将当时的社会生活完整地记录下来，他认为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记录客观环境、时代和人们的生产生活、精神面貌。所以他不像当时国内的很多专业摄影记者——由于主观客观的各种条条框框，终究只能拍摄任务规定的内容——而是时刻带着“摄影眼”，看到有趣的、有意义的、有时代特征的人物、场景、细节，就全部都拍摄下来。
      第二个因素是工作和家庭环境给他带来的。在那个年代，就有着难以想象的优势，这得以让他按照他的摄影理念坚持下去。翁乃强曾经说过，他在当时从来不会吝惜底片，绝大多数时候，就像现在用手机或者数码相机一样拍照——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，其实很难想象“摄影”这个活动在20世纪60-70年代的中国是一种多么难、多么昂贵的事情：摄影技术本身就是一道门槛；相机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拥有和使用的，多数城市的富裕家庭最多一年拍一两张全家福；即使是以摄影为生的专业记者，就算是拍摄黑白胶片，也多半要数着张数拍。因为胶卷很贵，35mm胶卷只有36张（120胶卷只有12张），后期冲洗也是既麻烦又昂贵。所以，无论对于摄影师还是民众来说，“摄影”这个活动并不是随意的、私人化的，而是一种充满“仪式感”的活动。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，很少的摄影师会拍摄非任务规定的、随意的、个人视角的影像。
      但是翁乃强所工作的《人民中国》杂志负责对日本的媒体宣传工作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，摄影器材、胶片几乎可以达到充足供应，翁乃强甚至还常用珍贵的、我们国家用外汇购买的柯达彩色反转片来拍摄。他的同辈摄影师李振盛曾经说过，那时候买一卷反转片的钱能买二三十个黑白胶卷，或者三五个彩色胶卷。另外，由于翁乃强的家里是搞电影的，所以父母、亲朋好友经常几百英尺地给他寄胶片来，支持他的摄影工作。这些条件促成了他记录身边生活细节的习惯。我们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能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——他们的笑容、他们的忧郁、她们的羞涩、他们的勤劳。
      第三，翁乃强曾经学习过9年的绘画，但后来发现他的价值观和兴趣点在于记录，所以他很开心地当起了摄影记者，怀着浪漫、单纯的事业热情，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，自己申请各种专题的采访拍摄，还跟随年轻学生一起重走长征路，和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。翁乃强说，绘画带给他的是解决“内容和形式的问题”，也就是先把美的呈现问题解决掉，但是他最在意的是“记录”，而摄影无疑是更快速、更客观的手段。翁乃强认为：当我想表达、想创作的时候，可以去画画；想记录时代的变迁，所以从事摄影。
      在今天，当读者和翁乃强都能够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他那些照片的内容、视角、价值观，以辩证的思维思考那过去的几十年，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照片事实上还是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。一个铁的事实是，翁乃强绝对不是时代的觉悟者，他并不是“被关在铁屋子里第一个醒来的人”。他说：“我要是当时就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，那就比毛主席还伟大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但他有着坚定的摄影信念：尊重客观真实、实事求是、不强加于人，现场抓拍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信念，这种即使被非理性的环境所环绕但依然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，在当时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，因为有人会说这是“资产阶级新闻观”。
      翁乃强是个温和、宽容的人，但同时也是坚定的人。于是，我们在今天得以看到，在那么一个整齐划一的、大一统的年代，在众多“高大全、洪光亮”形象的背后，在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大时代规则缝隙中，依然有那么多充满个性的家国细节。出现在他的镜头里的人们，并不是都有着整齐划一的表情，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枯燥而苦难地活着。我们能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孔，他们的苦恼、羞涩、自信、快乐，那些单纯的神情。我们能看到一种平和、安静的生活，孩子们享受着物质匮乏时代力所能及的快乐。我们能看到一群充满力量和信心的劳动者，还有手工艺者专注的面容，以及其他与金钱、地位、无关的快乐。
      “时钟停摆，时光照样流逝”。当初看翁乃强底片的历史穿越感消失殆尽之后，这些表情和面孔，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，久久挥之不去，他们的面庞就像从历史深处射出来的箭弩，穿过几十年的历史洞穴，直接到达观看者的内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