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维空间中的影像记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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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广东摄影家协会的理论小组曾试图破解一道有关摄影本体论的命题，志在表述摄影的纪实功能在视觉形式中所占的主导地位。此时，摄影和艺术的关系正处在一场争议之中，即：摄影者手中的相机究竟是客观一些好，还是主观一些好？前者认为摄影应该担负起记录时代的使命，所以必须尽可能地客观；后者则认为摄影应该担负起审美和教化的功能，因而不妨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。

2010年广州城市新地标。南都记者 方谦华 摄

相比之下，承载社会纪实的摄影则似乎较弱。虽然广东也受到了来自北京“四月影会”的影响，举办过颇有启示意义的《自然·社会·人》的影展，用“摄影的方式记录社会发展进程”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，但做出这种努力和尝试的似乎以个体居多，并未成为摄影的主流。在此期间，确实生成了一些具有社会学意义和档案学意义的影像档案，如安哥在1988年举办的个人影展《中国：开放百态》、叶健强的街头抓拍，活灵活现地展示了骑楼、酒家、商场、音乐茶座、马路和窄巷里的人生百态以及城市景观，把读者的视角带进了社会的各个角落：音乐茶座，时装表演，选美比赛，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，小巷内的西式婚礼，好莱坞大片抵达广州等等。大凡那个年代的社会热点，都可以从这些影像中找到佐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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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3月日本，大地震后的东京街头一募捐的舞者。南都记者 钟锐钧 摄

广东的几家主流媒体，也在正常的发展期内以传统方式完成了社会生活的影像记录，时至今日，这些老照片仍能激起人们的怀旧情绪。但这一时期能有效记录社会纪实的影像，大多为个人化的视角和解读，也多以碎片方式传播，与现代社会的视觉传播方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，特别是就图本的操作方式而言，比如选题策划、还原整合等这一系列的过程，个人的行为显然有些势孤力薄。事实上，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考证这一时期的影像记录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，除了安哥等人的作品外，许多以图本方式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切片太过简约，既缺乏对事件和人物的详细梳理和叙述，也缺乏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记录，很难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，而且缺乏人文主义精神，更谈不上有效的传播，与这种实际状况相对应的，是理论上关于摄影本体论的探讨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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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4月25日街头，一老人路经死亡现场。南都记者 刘可 摄

跟以往不同，1990年这一时期承载社会纪实功能的摄影不再由孤立的个体完成，而是由一个强大的传播平台，留下一套全方位的、几乎无所不包的影像资料，不仅具有社会学上的研究意义，而且还具有可以广为传播的价值，从而能借助影像对社会产生明显的推动和影响，对社会生活的纪实摄影也因此从非主流状态转到了主流状态。活跃或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多家平面媒体，陆续开设了以纪实摄影特别是图片专题为主打的版面，并相应产生了代表人物如李媚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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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一被毁村庄村民合影，一年后他们住进了新居。南都记者 郭现忠 摄

随着这些报纸逐步发展为强势媒体，承载社会纪实功能的摄影也就越来越有效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，在以图像记录和传播时代进程的同时，带来了一套与之相应的理论和操作程序。如强调每张照片中必须具备信息量、形式感、情感和亲合力多种元素，还对照片进行了具体分类，细化影像的纪实功能，如日常生活类、突发事件类、自然类、人物肖像类等，以及单张和组照等。在操作过程中，从线索和选题的确定，到策划实施、还原整合、图片编辑、出版发行，都有一套严密的程序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由此而产生的职业标准造就了一个职业化团队，这就是纪实摄影在广东全面崛起的原因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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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月22日，广州火车站春运即景。南都记者 陈伟斌 摄

1996年，《写真》版登载了一组反映陕北某村落生存现状的图片专题《新窑子村》，编辑承诺五年后继续报道该村变化。到了2001年初，有心的读者就主动提醒编辑兑现这个承诺。事实上，《写真》版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纪实的影像，而且是一整套纪实摄影的理念和操作方式，例如以客观的、冷峻的态度观察镜头中的人和事，与拍摄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接触，尽可能捕捉生动感人的瞬间，保持一条清楚的叙事结构。更重要的是，力求所刊图片能够体现出当代社会的人文精神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关注，对时代进程的密切关注。影像的力量是有限的，真正强大的是影像背后的价值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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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4月13日，梦幻水城，大学生人体彩绘比赛，水中走秀的人体模特。南都记者 陈坤荣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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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4月利比亚，一儿童在被北约炸毁的坦克旁玩耍。南都记者 吴峻松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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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惠州警方拯救一企图自杀的女子。南都记者 田飞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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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运期间，一对小情侣依依不舍地道别。南都记者 霍建斌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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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娜丽莎不再孤单，镜里镜外是原装和山寨的区别。南都记者 吴俊松 摄